评价体系的“病”要慢慢调理

作者:admin   时间:2021-08-02 00:26

  2020年,是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的一个“大年”。一系列重磅举措,引起了科技界的热切关注和强烈反响。

  修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,“推荐”变“提名”,保证程序透明;基于信任的科学家负责制、“揭榜挂帅”、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,在激发创新活力的同时,也为科技人员“松绑”“减负”;出台破除“唯论文”不良导向硬措施,明确论文发表数量、影响因子等不得与奖励奖金挂钩

  “可以说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,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回归科技初心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说。

  那么,改革取得的成效如何,评价体系的未来在哪?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各抒己见。

  2020年,评价体系改革打出了组合拳。如今,科技人员是否已经看到了切实改变?

  他做了一个假设举例:一个年轻人发了篇《自然》,单位觉得他的科研水平还没那么厉害,贡献也没有那么大,最关键的是不能“唯论文”。因此没有给他升职,也没有涨薪。没过多久,另一家单位把他挖走了,工资翻了一两倍。

  “在现实中,类似的情况常常发生。”他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说,“任何一个科研单位都不是一座孤岛,单位内部的评价体系,总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。”

  一家科研单位,不按“帽子”发工资,可能很难吸引来有“帽子”的人才;一所大学,不看重论文和奖项,但只要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还在,教授们就不可能在象牙塔里独善其身。

  在周忠和看来,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这件事,急不得,也急不来:“就像一个病要慢慢调理。我们也不能指望出一个规则、一个条例就能立竿见影,科学界必须从细节做起,抓制度、抓落实,在正确的道路上持之以恒。”

  但他也并不悲观。因为他看到,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,改变正在慢慢发生:在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委评审时,他发现无论是科研人员写申请书,还是评委做评判时,大家都越来越强调研究方法的创新;身边的一些年轻人,过去只盯着发文章、拿奖励,现在思想也有了转变,对科研工作的质量、贡献和原创价值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

  论文、职称、学历、奖项、帽子,都不能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贡献。在人们热议“破唯”之后立什么时,“同行评议”被一次又一次提起。

  “同行评议、国际评估,是科研评价铁的定律。”周忠和说,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,比如打招呼找关系的文化土壤仍然存在,大大削弱了同行评议的公信力;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,如果小同行不够小,就会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;此外,同行评议对科研人员的学术鉴赏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”

  同行评议令人“爱恨交织”,甚至有人认为这种方式不适合中国的文化土壤,进而提出用别的制度去弥补。

  “同行评议是科研评价的核心,是绕不过去的。如果一定要绕,就会有麻烦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说,“因为被评价者的水平或能力是一个复杂的东西,强行把这种复杂性剥离掉,只剩下各种客观指标,那就只能得到简单粗暴的结果。只有真正的小同行,才能结合客观成绩和主观判断,比较准确地评价一个人。”

  黄力曾专门关注过北美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做法,他认为一些制度可供借鉴。例如在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室里,专门成立一个评议小组,由研究所分管领导、研究室主任、一至二位课题组长代表组成。每隔两到三年,这个评议小组的课题组长代表进行一次轮换。“单纯从制度上来讲,这是不难做到的,而且很多地方的实践都证明效果不错。”

  “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成熟文化,做起来有难度,不过,只要我们选对方向坚定走下去,文化上的障碍是会慢慢消弭的。”黄力说。

  “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链条的上游环节,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技术瓶颈问题,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,布局不远,坚持不久,措施不及时。”他说。

  当前我国已经实现大规模应用的技术,如信息技术、新材料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机器人、医疗技术、纳米技术、生物技术等,大都是从数十年前就开始部署的基础研究成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。而现在的基础研究成果,则可能在二十年、三十年后才能大规模应用。

  “如果我们今天的基础研究投入不足、眼光不远、坚持不久、部署不及时,未来我国面临的技术瓶颈问题只会越来越多。”余少华指出,“因此,我们的科技评价和奖励激励体系,应该更多地鼓励十年磨一剑的坚持精神,而非一年磨十剑的短期打工行为。”